汪运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优秀的后勤工作者，南京军区原后勤部顾问（副兵团待遇），开国少将。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12岁参加黄麻起义，16岁参加红军。战争年代，他身经百战，多次身负重伤。在他85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为了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他是英雄红安人民的杰出代表。2015年2月23日，汪运祖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100岁。在将军离世之际我们将老将军生前撰写的简历在此发表，以缅怀老将军光辉业绩。

——编者

一、我的童年生活和家境情况(1915年—1930年)

我出生于1915年6月26日(旧历5月16日),在湖北省黄安县(现红安县)占店汪家畈。3岁时候全家迁移至陈家湾,租舅舅的两间房子居住,家里共有6口人(父母、两个姐姐、弟弟和我)。家境很贫寒,靠种目为生。原有2斗8升田,于1923年和1924年先后卖了,仅租了1斗3升因维生,因此生活是相当困难的,两个姐姐先后出嫁和当童养媳(二姐不久后就死了),父亲和弟弟已于1930年和1931年相继去世,我出来参加革命,只母亲一人没办法也寄居到姐姐家,从此就没有了家。但姐姐过得也很贫苦,因她的丈夫在贵州另外结婚了,她只好带着一个小孩及母亲三人,耕织度日,把持生存。

我的童年时期,因家境贫寒,从小就参加一些农活劳动,从6岁时在本村一个私塾小学读书,共4个半年,农忙时做农活,农闲时上学。因家里生活困难,10岁时就在一家面铺作坊当小工,干了不久主人不要,我也干不下去而回家。

终因家里生活无法下去,于1926年冬被父亲找关系,将我送往沔阳县（今洪湖）箴洲一家洋铁铺当学徒,可店主苛刻仆人不能忍受,又因为不习惯加上想家,不到几个月我就回家了,当时家乡正当农民革命的发展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办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都成立,我即参加了儿童团并当上了团长。1927年11月黄麻农民暴动,打黄安县城时,农村的全体男女老少都去了,我也参加。只在倒水河西边助威,县城打下后,我们下午进城玩了玩,因敌人要进攻,我们当晚就回家了。这些时候,我就成天在外站岗放哨搞一些活动,又加上家里吃饭都困难,就又被父亲把我送回到洋铁铺去了。该铺掌柜实为流氓,常在武汉,吃喝嫖赌,偶尔回铺里,就要蛮横态度,有时挨打,艰苦的生活使人实在过不下去,于是在1929年夏季,趁到汉口买货的机会同另一个学徒一起跑回了家。先后干了不到3年学徒,一无所获,反而把行李铺盖丢在洋铁铺了。但这段生活给我很大的社会教育和革命的认识。家乡是革命根据地,我回乡后参加童子团,少先队,当队长和农民协会的一些革命活动。当时赤白对立斗争很厉害,打过来杀过去,一天跑多次,参加一些革命活动与游击队接受教育产生了好的影响和斗争精神,我曾多次要求参加游击队和先遣队,但因年龄小没被接受。

二、脱产参加革命,内战时期(1936年—1937年)

我1930年9月由乡政府介绍到陂安南县看守处当看守员。(原属高桥区后属陂安南县)。是看守经济犯人,押看他们在庙咀湾修飞机场等劳动。

我于1931年8月,随同李先念同志（当时是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带着一批参军人员到仁和集参加红军。被分配到红四军11师学兵连任战士,因年青力壮,富于热情,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做战士三个月即当班长,五个月即当排长。在这段时间,于当年11月在七里坪参加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随即开赴打黄安县城,我部在桃花抗击由宋埠来增援之敌,进行了三次战斗,打败了敌人，该县城得到解放,全歼守敌。随后我军北上进行商潢战役中,我参加了打商城县和豆腐店战斗,这次战役也取得很大的胜利,随后的我军东征打苏家卡,韩摆渡,我参加了打摆战渡和抗击前来增援到马家店敌人的战斗，并参加了樊通桥抗敌数万人的增援部队的战役。打了几次仗,消灭了该敌,同时解决了苏家埠韩摆渡之敌,这是我军历史上最大的胜利,共歼敌三万余,我在该次战役中也负了伤,随后挥戈西向进行潢光战役,我们是参加打徊桃集歼灭了一个旅,这次整个战役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以上正是红四方面军半年多时间进行的四次重大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随后南下麻城、仓子埠战役,我参加了福田河、斗坡山、黄土岗、麻城等战斗,因为第四次围剿开始,敌人集中大部队向黄安县进攻,我军撤回麻城,日夜兼程,黄安搞敌,我参加了冯守二和柳林河战役,我军杀伤了部分敌人,打了两次消耗仗,即北上东撤。在这一年内日夜都在战斗中。

因部队战斗减员之大,我连于1932年6月在小界邻补充到三十二团,我被分配到一营营部当通讯班长。为反第四次“围剿”,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西征,我随军进到四川,此时,部队行军打仗,是很紧张的。因有数十万敌军,前堵后追,我军边走边打,我在行军路上,参加一些主要战斗是枣阳新集,襄樊子午镇等,进川后,攻打一些城镇的战斗,主要有瓦撕铺通江县、恩哥咀、青江渡等。随后为反击川敌田颂尧百余团的三路进攻,参加了长池、木门、板凳娅、大河口、马胶坪、竹裕关等战役战斗。

我于1933年春调到本团政治处(后改编为十二师政治部),任宣传员,同年七月任宣传干事,10月份调师部,随师长任书记。在1934年2月,师长任副军长时,我已随同到军部,同年八月在虱子坪战斗负伤,到34团养伤月余,愈后,即在该团任参谋。在这段时间内,部队通过整编和训练后即东征,进攻四川军阀刘存后所部,参加了五龙台、万源、自沙河、黄中坝等战斗。随后,抗击了和反击以刘湘为首的全部四川军阀二十多万人的六路进攻。我直接参加了万源地区大会战和仙女殿大面山天洞口、虱子坪等战役战斗,战斗进行了一年多,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歼敌八万多人。

1935年夏季，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既挥师北上攻占陕南，随后抢渡嘉陵江,西征迎接红一方面军。这些战役中我参加了转头铺、广元县、沼化、辞桐、绵阳、江泊、千佛山等主要战斗。同年七月我就调到红十师,随师长当书记兼通讯排长,与一方面军汇合后就北上第一次过草地,到包座,救济集打一仗后,红四方面军即南下第二次过草地。当年九月,师3个首长汇合后,3个排合组通讯队,我兼任队长,该队大多成员是连排干部、个别团干,一路到南下四川时,我参加了抢渡大金川、单巴、天全、始阳、北仗、汉原、荣经等战役。12月份在容经县吉小贡打薛岳战斗中,我身负重伤,因伤势很重，是要害部位,由多方抢救,才死里逃生,挽救了生命,住院半年多,这一伤口经五年才愈合,已成二等甲级残病。这次致命的伤,给了我终生再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带来莫大的影响,从此不能在战斗部队工作。

在1936年6月,在医院伤口还不能全愈的情况下,被11师首长将我调回师部,跟师政委当书记而进行第三次过草地。一个多月后,出草地,打了万原,打拉池、萌城等战斗后,于十月份调到该师政治部任秘书长。十二月份西安事变后，部队整编，我师编为36团,我仍在政治处改为技术书记。部队开进西安平原,备战整训,等待国共谈判或者合作后的整编。

三、抗日战争时期，10年的385旅，驻守陇东（1937年—1946年）

1937年8月，国共合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团被缩编为八路军129师385旅770团第二营,我仍任营部书记,改编后部队开赴前线抗日,而我们旅部率770团留守后方,开赴陇东庆阳地区执行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任务。该地区是原来的白色地域政权都是国民党的,所以一切工作按统一战线原则办事,我于同年12月调团供给处,任财政股长兼会计。1938年10月,任团供给处副主任,1939年8月代理主任,我从此就做后勤工作了。但是,那时候我军的后勤工作是一个突变,部队已由长期战争状况,变为除了几次反摩擦战斗外,作战任务不大,处于较稳定的环境,执行整编,做群众工作和适量的农业生产任务。而部队的后勤保障、军需装备及给养物资等由过去的取之于敌和取之于地主的来源,而变为领军饷购粮制造军需装备有计划的供给,但由于国民党发的军费有限,部队要搞点农业生产和供给问题还要开办些小型商店以及运输等业务,赚点钱以解决供给不足等问题。

1940年4月调385旅供给部任生产科长,1942年3月任屯田处主任（部队较大的农场生产)。同年9月调部队经济建设处处长,1943年4月,任陇东皮毛公司总经理,1944年1月,该公司交地方管辖,我调任特务营营长,同年10月任供给部副部长兼联合商店总经理。1945年8月,代理部长,这段工作先后6年,主要是搞生产,因为部队原来经费来源靠国民党发饷,由于国民党限共反共的政策,搞摩擦,对我军的经费由拖延到限减到全部停发,部队即无生产基础又无积存。地处统战区又无收入,突然中断供给来源,实为当时重大问题,为克服当时的困难,党中央发出号召,开展生产运动,保证自供自足,在此方针下,部队全面开荒,种粮,以求解决粮源,但部队的军需装备,只能由供给部门负责进行生产,广开财源,来解决部队的迫切需要。当即广开商店、商业等副业,运输业及一些小型工业。这样在一年后,便完全好转,逐步达到了部队丰衣足食和完成一定的上交任务。

四、解放战争时在华东战场(1946年—1949年)

1946年1月,调到延安,决定我去四川重庆工作,后因国民党反共的形势紧张,环境一天一天的恶劣,迟而未往,后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组织上决定我去山东地区,从1946年5月由延安出发,一路上因战争情况,走走停停,过几道封锁线,于当年10月到达山东,被分配到鲁南军区后勤部任副部长。正当敌人向山东重点进攻时,敌大举向鲁南进犯时我就到前指参加鲁南决战的部队后勤物质保障工作,这场战役获得了重大的胜利,随后,敌人向山东内地加紧进攻,我即率机关转战鲁中,渤海,以便组织措施供应物资,保障莱芜、孟良崮等大战役的进行。由于后勤工作的劳累,旧伤的影响,而感染了肺病,于1948年2月住进医院,治疗了8个月。

在山东战场和几个大战场已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以及后进入全面向敌进攻的阶段,为了组织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及而后的渡江战役,接收治疗大量的伤员,就组建华东军区卫生部、供给部,我1948年调该部任部长。在这三大战役中,我集中组建了80个医院和大量的源源不断的供应物资,保障了三大战役十万多名伤病员的接收治疗工作。1947年,供给部撤销，我率领部分人员到新组建的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任副部长工作,进驻上海。前些时期,主要是接管任务,接收国民党在上海的联勤总部,工厂和物资,并进行整顿和组织工厂生产以及同时对部队进行牢筐供给工作,此时正当保障第二野战军进攻西南和华东部队及第三野战军肃清逃去沿海的敌人,几百万部队的军需装备给养保障工作。

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年—1982年）

1952年8月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在这一时期,军需工作主要任务是保障华东部队对沿海岛屿和沿海敌人的进攻和准备解放台湾的军需装备物质和供应,而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我部又加上担负支援抗美援朝,在华东地区加工定货,并采购大量的被服、装备、日用品、干菜等物资的任务。

1956年2月,经后勤学院学习了一年半,于1957年毕业后,仍然在南京军区后勤军需部工作(原部),于1960年11月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至1969年。这时我主要分管财务工作,军需给养和部队的农副业生产工作。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除了进行几次政治运动外,对后勤工作的频繁琐细,多杂的日常保障工作,就不再叙述。

1969年3月调任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任政治委员,1971年5月任江苏省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江苏沿海共有三十多个大农场,二十多万职工,几百万亩土地,大多数是解放军在建国初期,精兵时候,调几个师改为农垦师,开垦沿海荒滩而组建的农场,由于“文化大革命”,政府受冲击，无法进行管理,各农场搞得相当的乱,影响了生产。因此确定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由军队领导,并接收江苏各地区十万多名学生,下放到农场落户生产劳动。经过几年的组织和对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恢复和加强了生产并建设了一些大中型工厂,因而逐步减少了亏损,生产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一直到1976年,政权工作恢复后,才将兵团撤销,将各农场交回给政府管辖。

1973年12月,我被调至南京军区后勤部任政治委员。1982年当顾问,后勤的机关和后勤的部队的摊子大,分布在三省一市,各地区很分散,种类又相当复杂,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几年来在稳定和反乱军的几起几落斗争中,各单位搞得相当混乱。因本身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项工作,又要保护各单位仓库庞大的泊料等物资的安全,同时要不断的保障部队的后勤供应。

因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中进行工作和教育。因而在后勤系统还没有出现什么大的乱子和损失。

1982年12月离休,副兵团职。

加入党团和工作情况是：1931年11月在江集由裴绍月,张成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2月在万源由黄某某、王清太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先后担任小组长、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团级、师级、军级党委书记。南京军区党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等。

1955年9月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4月晋升为少将军衔。

1957年6月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8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0年获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胜利纪念章,1950年获全国解放慰问解放军纪念章。